大连图书馆“满铁资料”之满语、满学图书概述与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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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图书馆“满铁资料”之满语、满学图书概述与举要
作者：薛 莲

    大连图书馆藏古旧籍满文文献丰富，有图书、内府档案、舆图、碑刻拓片等。其中的满语满学图书无论从语言文字种类、数量、内容，还是版本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风格和特点。不但藏有满文图书的线装古籍（1911年前出版），而且又有各种版式、国内外出版的满语、满学的旧籍（1949年出版）。因为这部分藏书为“满铁资料”的一部分，即满铁大连图书馆和满铁奉天图书馆的旧藏，满铁的藏书印，清楚地标明每部书的入藏时间，对今天的满语、满学研究，对清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对这些满文图书进行过几次整理和编目，但都不够完善。《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只收录满文图书280余种，2520余册；《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录》（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收录满文图书410种，3179册，但仍不全面，特别是用日文编著的满语、满学图书就不包括其中。现在经过整理，统计出满语、满学图书共440余种，3300余册，其大概情况简述如下：
    一、概况
    大连图书馆藏满文图书有多种文字形式，满汉文合璧最多，有256种，如《御制翻译春秋》等；其次为满文，有125种，如《日讲四书解义》等；再次为满蒙汉文合璧，有35种，如《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合便览》等；以及满蒙文合璧5种，如《御制满蒙文鉴》等；满朝文1种，《清语老乞大》；满藏汉文2种，如《唐古特文鉴》等；满蒙藏文1种，《十八合宜教训》；梵藏满汉文1种，《钦定同文韵统》；汉满蒙日文1种，《新编金史名辞解》；汉女真日文1种，《女真语ノ新研究》；满蒙藏汉文4种，如《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等；满蒙藏维汉文1种，《御制五体清文鉴》；日汉满文3种，《东洋史地人名日汉满同文辞林》等；满日2种，《满和辞典》和《满语文典》；日文的满学图书5种《满洲语图书目录》、《满蒙言语の系统》等多种形式。
    从内容上看，非常丰富，涵盖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政治法律、文学、哲学、伦理、文教体育、宗教、军事、天文历法等各方面。其中语言文字类最多，其次分别为历史地理类、政治法律类、哲学类、文学类、伦理学类、宗教类、文教体育类、军事类、天文历法类以及综合类和其他类等。而且同一种书往往有多个版本。
    如语言文字类的《清文鉴》就有多种形式和版本，从“一体”到“五体”，历次增修本都有：《御制清文鉴》二十卷，康熙四十七年(1708)武英殿刻本；《御制满蒙文鉴》二十卷，康熙五十六年(1717)武英殿刻本；《御制增订清文鉴》三十二卷，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英殿刻本；《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二卷，乾隆四十五年(1780)武英殿刻本；《御制四体清文鉴》三十二卷，乾隆朝武英殿刻本；《御制五体清文鉴》三十二卷，民国影印本；《音汉清文鉴》二十卷，两种，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秀谷中和堂刻本等。
    历史地理类的《书经》有六部五个版本，分别是乾隆三年（1738）京都文锦堂二酉堂合刻本、乾隆二十五年（1760）武英殿刻本、精一斋刻本、京都琉璃厂文盛堂刻本和清刻本（二部）等。文学类《诗经》有五部四个版本，分别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满文抄本、乾隆三十三年（1768）满汉合璧刻本（二部）、听松楼满汉合璧刻本，清满汉合璧刻本（两节版）。
    从版本形态看，大体有刊本和抄本两种形式。刊本中包括刻本、石印本、影印本、油印本、铅印本、晒蓝本等；抄本则包括写本、稿本和抄本等形式。
    刊本中数量最多的刻本，主要是内府刻本、殿刻本、官刻本、各堂坊刻本等。内府和殿刻本中以政治法律、哲学类图书居多，如政治法律类《大清律》、《大清律例》、《钦定八旗则例》、《钦定吏部则例》、《钦定汉官品级考》、《钦定满官则例》、《钦定兵部则例》、《钦定理藩院则例》、《钦定中枢政考》、《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白塔信炮章程》等；哲学类《春秋》、《书经》、《周易》、《御纂性理精义》、《御制翻译四书》、《翻译大学演义》、《日讲四书解义》、《御论》等。另外还有历史类的内府和殿刻本，如《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之战书事文》、《太祖高皇帝圣训》、《高宗纯皇帝圣训》、《仁宗睿皇帝圣训》、《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资治通鉴纲目》等；伦理类有《小学集注》、《圣谕广训》、《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御制劝善要言》、《孝经集注》、《醒世要言》等。
    官刻和堂坊刻本以语言文字类居多，兼有其他类，如官刻本有西安将军署刻本《清文指要》；江南驻防衙门刻本《清汉文海》；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有《清文总汇》、《成语辑要》、《单清语》等。堂坊刻本包括京都隆福寺三槐堂：《满汉字清文启蒙》、《清文汇书》、《清文指要》、《圆音正考》、《吏治辑要》、《翻译六事箴言》等；京都隆福寺路南聚珍堂：《公文成语》、《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清文接字》、《清语摘抄》、《初学必读》、《千字文》、《小儿语》等；文渊堂：《清文典要》、《翻译类编》；京都翻译书坊：《初学津梁》、《清文接字》、《军令》、《行军纪律》；京都炳蔚堂：《四书集注》、《三合语录》；金陵听松楼：《联珠集》、《新刻清书全集》、《同文广汇全书》、《新刻满汉字诗经》等。另外还有盛京彩盛刻字铺、琉璃厂五云堂、京都三怀堂、鸿远堂、京都博古圣经堂、文锦堂、二酉堂等堂坊的其他类满文图书。
    大连图书馆藏各类大量的内府、殿刻本，官刻本和堂坊刻本满文图书，从一个侧面反映清代满文图书刊布的繁荣景象。
    抄本中语言文字类图书数量很大，说明当时人们学习满文非常普遍，个人抄录和编纂的词汇集、成语集、会话集和语法书比比皆是。有《翻清阅目便览》、《清文后学津筏》、《清文玉液》、《唐古特文鉴》、《初学语》、《同音字汇》、《清文助字辨》、《清文虚字歌》、《呼啦篇》、《满汉语汇》、《无圈点字书》、《青云得路》、《佩音玉圃》、《一隅集》、《翻译书房总纲成语》、《上谕成语》、《满汉公文成语字汇》、《翻译发微》、《单话》、《百条》等。历史类的抄本也不少，有《克氏奏书》、《满汉明福王事略》、《公主碑文祭文集》、《满洲姓氏世居谱》、《恩家日记拙记二册》、《通鉴集录》、《喀拉沁甲喇各佐领下官兵户口呈册》、《蒙古甲喇各佐领下官兵户口呈册》、《张家口八旗蒙古兵丁匠役数目名册》、《守备禁城十门正白旗护军校及护军名册》等；政治法律类有《嘉庆政绩》、《上谕集成》、《八旗箴》、《官员衙署等处总录》、《内府礼垣录书》。文学类的抄本图书也很有特色，如《诗经疏》、《古近体杂诗》、《公馀闲集》、《十二重楼》、《御制全韵诗》、《世态炎凉》（又名《金瓶梅》）等，多为珍稀本。
    二、珍稀本满文图书提要与考证
    大连图书馆藏满文图书有许多孤本和珍稀本，孤本满文图书约有120多种。还有一些国内各种书目没有收录的满文古旧籍图书，如内府抄本《仁宗睿皇帝大事档案》，铅印本满文《新约全书》、影印本满文《御制避暑山庄图咏》等。下面是其中几种的提要和考证：
    1.《御制五体清文鉴》三十二卷《附补编》四卷：
    满汉蒙藏维合璧，三十六册，线装，民国影印本。页面高28厘米，宽14.5厘米，版框高19厘米，宽10.8厘米，白口，四周单边，半叶四行，小字双行，版心依次为满文书名、类目，汉文类目、页码；钤“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 民国37 5.17”朱文椭圆印、“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图书印”朱文方印和大连图书馆藏书印，每册末页均钤“东洋文库（油印字——作者注）殿寄赠”朱文方印。“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满铁大连图书馆”被苏军接管时的称谓，至1950年12月由旅大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旅大图书馆”。
    《御制清文鉴》始编于康熙十二年（1673），历经35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完成。后来，以此为基础增补成《御制增订清文鉴》，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定，将原有词汇译为汉文，并附有满文对音，以及满文的汉字切音。《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则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敕撰，乾隆五十七年（1792）校刊发行。《御制四体清文鉴》与《御制五体清文鉴》的编纂时间现在尚无定论。但最晚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体”与“五体”都已在编纂当中；而后者是在前者的编写过程中，奉旨增加维吾尔文及其满文注音，并在原藏文下添注两种注音而成。三、四、五体的增修，使《清文鉴》系列臻于完善，堪称康乾盛世之作。
    《御制五体清文鉴》的成书时间约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早于《御制四体清文鉴》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从现在看，它是一系列《清文鉴》中最具语言学价值和文物价值的一部：以阿里噶里字（一种蒙文注音系统）和满文字母为藏文注音，并加维吾尔（回）文及其满文注音而成五体，特别是维吾尔文为今日少见之古字。该书成书之后并无刊本大量发行，文物价值颇高。从留存至今的档案记载看，当时只有三部抄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簿载，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六年间，懋勤殿收存两部①；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案载，盛京（今沈阳）故宫收存一部②。从《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看，国内现仅存有两部抄本，一部藏故宫博物院，另一部藏雍和宫。《世界满文文献目录 初编》（富丽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载日本东洋文库藏一套四函三十六册，但无版本项著录。日本著名学者、“近代日本汉学第一人”内藤湖南于1912年曾到中国奉天（今沈阳）故宫的翔凤阁，在秘密状态下以十天的时间，对整部《五体清文鉴》共计2600页，拍摄了5300多张照片，带回日本。内藤湖南还提及，“听说百鸟库吉博士曾经在法国巴黎见过同样的本子，如果果真与我们拍摄的这本相同的话，那么，也许是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时掠得的”。③
    大连馆藏的这套影印本不见各家著录，从钤印看，来自日本东洋文库，但底本为三部抄本中的哪一种、底本来源、影印时间等则有待于考证。
    2.《清语老乞大》
    满朝合璧，存一册（卷一，原目录卡片著录“7册缺”），线装，乾隆三十年（1765）箕营（平壤）刊本。为典型的朝鲜刊本：白口，四周单边，半叶六行（满文单行，朝鲜文双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单花纹鱼尾（四片两两相对、向中心倾斜的阴文叶状图形，有别于中国古籍中的花鱼尾），汉文书名、卷次、页码，单花纹鱼尾；开本宽大，页面高33.2厘米，宽21.9厘米，版框高25.5厘米，宽19.3厘米；纸质为高丽皮纸，纸纹清晰，色白而有韧性。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9 1 15”朱文椭圆印，“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正文为满文和朝鲜文对照的对话。卷一末有乙酉年（1765  乾隆三十年）洪启禧汉文《清语老乞大新释序》，云：“清学在今诸译为用最紧，为功最难。其课习之书有《老乞大》及《三译总解》……《老乞大》则始出于丙子后，我人东还者之因语生解，初无原本之依仿者，故自初已不免龃龉生涩。而今过百季，又有古今之异，假使熟于此书，亦无益于通话之实，从事本学者多病之。庚辰，咸兴译学金振夏因开市往留会宁，与宁古塔笔帖式质问音义，辨明字画，凡是书之径庭者改之，差谬者正之。翌季开市时，复质焉，则皆以为与今行语一一吻合。自此，译者无所患于舌本之闲强，振夏尽有功于本院矣。因都提举洪公筵禀入梓箕营，不佞方与闻院事故，略记颠末如此云。乙酉秋提调行判中枢府事洪启禧谨序。”
    《清语老乞大》是朝鲜编写、刊行的满朝文双语教材,为当时朝鲜人学习满语(时称清语)口语时所用。采用朝文为满文注音,朝文意译的形式刊印，是稀见的朝语、满语合璧本古籍。韩国成百仁等认为①，“老乞大”是“老汉儿”的意思。《老乞大》最初用汉文写成，是朝鲜培训官方译员的汉文口语教科书，出版年代及题目不详，但推测是产生于高丽王朝。讲述的是一个朝鲜商人往来北京和朝鲜王京之间的各种经历，以对话形式出现，内容十分贴近现实。后来在朝鲜被译成《蒙语老乞大》、《清语老乞大》、《倭语老乞大》（但《倭语老乞大》今已不存在）。第一个手写本的《满语老乞大》据说是一个朝鲜人翻译的，他在仁祖十四年(1636),丙子之役以后返回朝鲜。1684年被汇编成《新翻老乞大八卷》，1703年木版刊刻出版。但这两个本子久已失传。目前流传的1765年的本子《新译清语老乞大八卷》是在1703年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目前此书仅存大英图书馆、巴黎的Bibliochèque de I<|>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日本的Komazawa大学图书馆，而巴黎的一套为影印本。直到现在《清语老乞大》对满语研究及满语对话教学仍十分重要，因为1684年的新版《新翻老乞大》和1703年现已不存在的木版是现知的最早的满语对话教课书。台湾的庄吉发1976年曾将其译成汉语，日本的津曲敏郎则于1977、1978年译成日语。
    大连图书馆藏这本1765年箕营（平壤）刊本残卷，不见各家著录，自是十分珍稀。
    3. 《仁宗睿皇帝大事档案不分卷》
满汉合璧，二十册，内府朱格精抄本。页面高30厘米，宽26厘米，版框高22.5厘米，宽17.8厘米；半叶10行，汉文行21字，小字双行，满文行字不等；版心有单红鱼尾；有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面书签为黄绫墨笔题“仁宗睿皇帝大事档案”。包括堂谕一册，汉文；上传三册，其中满文一册，汉文二册；来文七册，其中汉文六册，满文一册；仪注二册，满汉合璧；奏销四册，其中满汉合璧二册，汉文二册；尊封事宜二册，满汉合璧；杂项一册，满汉合璧。
    记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六的，止于道光元年（1821）七月十一月。这期间正是嘉庆帝七月二十五日驾崩，宫廷内外举办丧事、道光帝继位等许多事情的发生期，如“仪注”二册，记载了诸如“礼部奏为大行皇帝大事治丧成服仪注事”、“礼部奏为大行皇帝遗诏到京王大臣等在午门听宣仪注事”、“内府等衙门奏为大行皇帝梓宫由热河奉移一切仪注事”、“礼部为奉移大行皇帝梓宫回京仪注事”、“本府奏为八月二十七日皇上登极是日在皇太后前行礼仪注事”、礼部具奏治丧事宜等，“礼部具奏大行皇帝尊谥颁发诏书仪注事”、“礼部奏为仁宗睿皇帝初周年大祭皇上行礼仪注事”、“礼部奏为仁宗睿皇帝初周年大祭皇太后行礼仪注事”等。对清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书当为孤本，文物价值巨大。
    4.《新约全书》二部
满文，一册，精装，铅印本，版式为“中西合璧”：页面高23.2厘米，宽15.3厘米，厚度为4.1厘米；版框高16.9厘米，宽13.9厘米；四周双边，半叶十三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满文“enduringge ewanggelium”和汉文页码；虽是单页，但按筒子叶计页数（即两面为一页）；全书共分八章节，各章分别计页码，具体为63、39、68、53、69、86、72和66页；无版权页。书名页印满文“ice hese”；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11.12.11”（另一册钤印时间为“昭17.2.18”）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和大连图书馆藏书印。从钤印看，二部入藏的时间是1936年和1942年。
    满文圣经是历史上第一部铅印的满文图书，传世稀少。关于刊本满文《新约全书》考证如下：
    日本渡部薰太郎对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满洲语新约全书》（规格为25×17×9）做了提要①：1822年，俄国人ステフアン•リポウゾフ（Stepan Lipovtsov——作者注）译完“马太传”的最初七章。1823年，“马太传”印刷550部。1825年《新约》全部译完，俄国没有出版。1833年，ノ—ルウイチイ的ポウロウ（George Borrow——作者注）为印刷此《新约》，被聘到俄首都圣彼得堡。1835年（一说1836年）印刷1000部满文《新约全书》……1855年，此满译本《新约全书》的200部航运上海，途径爪哇，发生海难，200部《新约全书》一卷未留，全部丢失……该书内容如下，现今印刷的任何一种文字《圣经》，都是章节分列，而满译《新约全书》却有章无节，只分二十七卷为八部，每一部分页数大致相同，推想可能是为印刷便利……
    而据韩国金东昭考证②，刊本满文《新约全书》只一个版本，即上文已经提到的日本“天理图书馆藏”的《满洲语新约全书》，由S. V. Lipovtsov于1825年翻译成满文，1835年在St. Petersburg出版。目前此书在英国的The British Library中藏有5部，BFBS（伦敦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缩写）中藏有3部，伦敦的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中藏有1部。苏联（原文即如此称呼——作者注）科学院亚细亚民族研究所（Instituta Narodov Azii Akademiya Nauk SSSR）收藏1部（1864年被收集），著录为8卷，每卷的页数分别为61张、37张、57张、40张、52张、60张、130张和50张，每页记有12行满文，大小为30×18和24×13两种。
以上是目前所能够统计的刊本满文《新约全书》，从各国藏品现有的版本项著录可以明确的是，大连馆藏不同于日本和苏联，而日本和苏联的版本也有所不同，其渊源关系，有待于今后继续考证。大连图书馆藏同一版本的两部《新约全书》不见被收录到各种满文书目，实属珍稀。
    以下是版本上比较有特色的几部满汉合璧图书：
    5.《新刻清书全集》不分卷
    满汉合璧，五册，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听松楼刻本。白口，四周双边，书名页镌满汉文“新刻清书全集”，“听松树楼藏本”，钤“听松楼”朱文方印和花草图案朱文圆印。其特殊在于第二、三、四、五册为两节版，中间以三条细栏线隔开。一部书两种版式，比较稀见。
    6.《四书集注》十九卷
    满汉合璧，十四册，道光十八年（1838）京都琉璃厂炳蔚堂朱氏刻本。白口，四周双边，半叶十二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汉文书名，单黑鱼尾，汉文页码。书名页镌“四书集注”、“满汉字合璧”、“京都琉璃厂炳蔚堂朱氏藏板 道光戊戌秋月重刊校对无讹”、“每部纹银肆两整”。在牌记上直接镌刻书价的中国古籍图书亦不多见。
    7.《满洲姓氏世居谱》不分卷
    满汉合璧，五册，抄本。各册首页钤“纳哈塔氏” 朱文椭圆印，“孤鸿和尚”朱文方印，《高丽姓氏》册封皮钤“吟秋山馆”朱文长方印，函套内侧有“银壹两”印记。此部书为抄本，“银壹两”盖是函套价格。
    三、日文编著的满语、满学图书提要
    日文编著的满语、满学图书可以说是大连馆的满铁资料中满文文献中的特色之特色，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大连的产物。数量虽然不多，只有12种，21册，但特点鲜明。日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拥有一批老一辈的满学满语研究者，其中的羽田亨和渡部薰太郎的著作，大连馆就有收藏，特别是“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的论著有6种，10册，几乎涵盖了其一生中关于满语、满学的重要著述①。这部分图书的装帧形式可以说是中西结合，一般是油印或铅印本，有筒子叶，有线装，也有洋装、精装：
    1.《满语文典》
    渡部薰太郎编著，满日合璧，一册，线装，大正七年（1918）间岛满语学丛书发行会油印本。筒子叶，无边栏，半叶行、字不等，版心有汉文页码。封面墨笔题“满语学丛书第一辑 满语文典 完”，书名页印满文书名“manjurame kooli”，“满语学丛书发行会”；朱笔题“著者谨呈”。钤“S.M.R.•LIBRARY•S.M.R. 9.4.25”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前有大正七年（1918）著者《满语学丛书发刊之辞》，同年薰风《绪言》。卷末版权页印“大正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发行”，“编辑兼发行者 支那间岛龙井村 渡部薰太郎”。
    渡部薰太郎（1861—1936），日本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满学满语研究者。早年学习英语，后来沉湎于满语、女真语的研究，并致力于整理编纂出版这方面的图书资料。这部书是他亲笔题名赠送给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也是其一生中出版的第一部论著。《绪言》中言及“从编辑、印刷到装订过程，乃自己完成”、“以誊写版印刷本书，作为满语课本之第一卷”。
    2.《满洲语图书目录》（二部）
    渡部薰太郎编，汉日合璧，一册，大正十四年（1925）大阪东洋学会铅印本。钤“S.M.R.•LIBRARY•S.M.R. 2.10.11”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面印“大正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亚细亚研究第三号”“大阪东洋学会”，书名页印“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编”“满洲语图书目录”“大阪东洋学会刊行”。前有《清汉元音字典》和《御制性理精义序文》书影，大正十四年（1925）二月编者绪言。“目录目次”将所收满文书分为“言语部（27种）”、“政治部（6种）”、“道德部（20种）”、“宗教部（4种）”、“哲学部（3种）”、“历史部（3种）”、“文集部（3种）”、“稗史小说部（6种）”、“兵法部（1种）”、“天文部（1种）”等十类。正文以汉文（少数以日文）列书名，以日文做提要，满文书目以日文标注读音，而不写满文。
    3.《（增订）满洲语图书目录》（二部）
    渡部薰太郎编，汉日合璧，一册，昭和七年（1932）大阪东洋学会铅印本。钤“大连图书馆 7.10.19”蓝文椭圆印、“大阪东洋学会（钢笔书写——作者注）寄赠”蓝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面印“昭和七年十月二十日”“亚细亚研究第三号”“大阪东洋学会”，书名页印“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编”“增订满洲语图书目录”“大阪东洋学会刊行”。卷前有《御制四体清文鉴•卷十三•人部•四》和《西游记•第十四回•六贼无从心猿归正》书影，汉文《奉呈文》及编者昭和七年（1932）九月“满洲国承认の日”的序。
    渡部薰太郎序中称，此目录包含大阪外国语学校的满文图书128种，满铁奉天医科大学预科教授ダブルユ—•フックス氏1931年的满文书目36种，ビ•ヅ•フヲン•メ—レンドルフ氏1890年的满文书目249种，アレサンダ•ヮイリ氏1855年的满文书目59种，合计472种，除去重复的得370种。正文编排体例同上。
    需要再书一笔的是置于序文和正文之前的“奉呈文”——1932年大阪东洋学会拜谒 “满洲国执政溥仪大人阁下” 之际奉呈的，云：“……上古我国与肃慎来往，降至勃海，邻交之谊，殆二百载矣。皇清之兴也，其修好虽不及古，而其迹未尝绝也。则今满洲国之建设，我国民有复古之思，欢欣鼓舞，岂偶然也哉？当是时，结两国之交欢有最功者，言语是也。我国语属乎乌拉尔阿尔泰语族，而清语即满洲语（原文为小字，作者注）是通古斯语之一支派，则两语同其系统……清话由之又更发达，犹我国之于假名字也。凡与异民族来往接触，学其语仿其俗，甚者至同化于其祖……我国亦有学之者，距今二百年，荻生徂徕既读解之……现下我国东洋历史科及博言科之学生，有学清话者，东京大阪两外国语学校蒙古部亦课之……我大阪东洋学会以研究东洋民族言语习惯风俗宗教为主旨，尤染指满蒙，往往刊行书籍杂志，其关于清话者不少，亦盖欲扩充清话特质长所与贵国固有文化，以传之不朽也。今清朝发祥之地，满洲国新建焉……然窃谓其国语虽袭用汉语，而以清话为旁系之国语，以保存其国土之本音，是所以崇敬祖宗之灵也欤。而我学界亦受其余泽矣，亦伏翼贵国要路诸公，开设清话研究所，使书生学修之，保存其国家独立言语，不堪切望也。”纵观全文，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溥仪伪满政权、吞并我国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其竭力搜集、刊行满文文献的目的，亦溢于言表。
    4.《满洲语缀字全书》
    渡部薰太郎编，汉日满合璧，一册，精装，昭和五年（1930）大阪东洋学会油印本。筒子叶，版心有汉文页码。钤“S.M.R.•LIBRARY•S.M.R. 5.6.23”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端钤“大阪东洋学会（钢笔题——作者注）寄赠”蓝文方印。卷前有女真人和契丹人画像各一张。卷末印“昭和五年三月十日”、“亚细亚研究第九号”、“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 渡部薰太郎编辑”、“满洲语缀字全书”、“大阪东洋学会”。
    5.《新编金史名辞解》（二部）
    渡部薰太郎编，汉满蒙日合璧，一册，昭和五年（1930）大阪东洋学会油印本。筒子叶，半叶十三行，行字不等。钤“S.M.R.LIBRARY S.M.R  昭.7.3.5”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渡部薰太郎（钢笔题——作者者）寄赠”蓝文方印和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面印“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著”“新编金史名辞解”“大阪东洋学会发行”。卷前有女真人画像一张（画像中题字为女真文，背面是日文的女真文字说明），昭和五年（1930）“大阪东洋学会长”中目觉序和著者识。正文先列出金史中的汉文词汇、其在原书（金史）中的卷次和页码，然后注明其所属类别（如“人”、“地”、“姓”等），再说明其来源（蒙语或满语），译出其对应的汉语，以拉丁文标注读音，最后以日文解释其意思。
    6. 《女真语ノ新研究》（二部）
    渡部薰太郎编，汉女真日合璧，一册，昭和十年（1935）大阪东洋学会油印本。筒子叶，版心有页码。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11.3.18”朱文椭圆印（另一册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10.4.12”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书名页印“昭和十年一月二十日”“亚细亚研究第十二号”“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著”“女真语ノ新研究”“大阪东洋学会”。卷前有昭和十年（1935）著者序文，“目次”则列出全书的三个部分：类集女真译语、（语头画引）女真语汇和译语丛谈。
    “类集女真译语”将所列词汇按“天文部”、“地理部”、“时令部”、“花木部”等17个部分类，正文先是汉文词汇、女真语的汉文读音、女真语的拉丁字读音，最后以日文解释其意义。在解释中将部分女真语与满语和汉语做比较说明。
“女真语汇”部分的女真语词汇是以汉文标注其读音，然后是对应的汉语词汇。
    “译语丛谈” 阐述了女真族、女真人和女真语的历史，将新旧女真语进行详细比较，又与满语、汉语进行了比较。
    这是渡部薰太郎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述，第二年（1936年）他就故去了。
    7.《（正训）东洋史地人名日汉满同文辞林》
    小山爱司编著，日汉满合璧，二册，线装，昭和九年（1934）东京中央学会油印本。筒子叶，无边栏，半叶九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汉文中国朝代（从三皇、五帝至清代）、汉文页码。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10.7.26”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书名页印日汉满文“小山爱司编著”“oyama aidzi banjibuha”、“上卷 人名之部”、“正训东洋史地人名日汉满同文辞林”“dung yang ši di žin ming žiben nikan manju tung wen tsi lin”、“东京”“dunggin”、“中央学会版藏有”“cuowao sekkuwai han dzaoio”。卷前有昭和七年（1932）“官房总务课长、书记官”横沟光晖序、昭和九年（1934）“内阁官房记录课长、内阁书记官”川岛孝彦序，昭和九年著者序文。卷末版权页印“昭和九年七月一日发行”，钤“中央学会”朱文方印；下卷为“地名之部”。正文每行以日、汉、满的顺序行文，按中国朝代顺序编写，正文后是附录和字表。
    8.《满和辞典》
    羽田亨编，满日合璧，一册，精装，昭和十二年（1937）京都帝国大学满蒙调查会铅印本。封面印满文书名 “满和辞典”“manju ži ben gisun kamcibuha bithe”、“文学博士”、“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京都帝国大学满蒙调查会刊”，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13.2.1”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前有昭和十二年（1937）十一月“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  羽田亨”的序。
    羽田亨（1882——1955），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府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13年任京都帝国大学副教授，1924年任教授。曾从事调查研究敦煌文献。1938年至1945年任京都大学总长，后任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53年获文化勋章。他被称为日本研究西域文化史“权威”。著有《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①
    9. 《满蒙言语の系统》
    石滨纯太郎著，日文，一册，精装，昭和九年（1934）岩波书店铅印本。封面印“岩波讲座 东洋思潮（东洋言语の系统）”“满蒙言语の系统”“石滨纯太郎”“岩波书店”，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9.11.22”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底版权页印“昭和九年十月十五日发行”“岩波讲座 东洋思潮 第五回本”，“发行所 （东京）岩波书店”。全书分四个部分：“满蒙言语”、“アルタィ语”、“蒙古语”、“满洲语”。
    石滨纯太郎（1888—¬1968），日本东方学会会员，中国古代史、西域史和中国少数民族语学研究家，日本西藏学会前会长。文学博士。在京都大学、关西大学、龙谷大学等校任教。曾随内藤湖南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献及东方学研究状况，后主要从事回鹘、西夏等胡语佛典的研究工作。五、六十年，组织西域文化研究会，整理大谷文书为中心的敦煌吐鲁番资料，完成《西域文化研究》全六册的编辑和部分撰稿工作，著有《东洋学之话》、《支那学论考》等②。近年来，我国又有学者提出“敦煌学”一词首先由石滨纯太郎创用。③
    10．《满洲语のほなし》（《满洲语之话》）（二部）
    今西龙著，日文，一册，精装，昭和六年（1931）双色打印本
    卷端题“青邱说丛卷二  昭和六年一月”、“满洲语のほなし”、“今西龙”，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18 12 21”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书中论述了满语的发展历史。
    11.《满洲语史》（四部）
    俄国イ•ザハノロヮ著，布村一夫译，日文，一册，昭和十八年（1943）满铁调查部铅印本。封面印“满铁调查月报别刷第八十三号”、“昭和十八年二月号（第二十三卷第二号）拔刷”、“满洲语史”、“满铁调查部”，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18 5.11”朱文椭圆印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编纂殿寄赠”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端题“イ•ザハノロヮ”“布村一夫译”。
    12.《满洲语と汉语を混用したる歌本“吃螃蟹”》 (《满洲语与汉语混用的歌本“吃螃蟹”》)（二部）
    朝鲜金九经编著，汉满日合璧，一册，满铁奉天图书馆铅印本。封面印“奉天图书馆丛刊第二十一册”、“满洲语と汉语を混用したる歌本‘吃螃蟹’”、“金九经”；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10.11.12”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此文曾在《满蒙》第十六卷第九号第222—242页（大连，1935年）上发表（大连馆有藏），此单行本当属珍贵。
    金九经，字明常，朝鲜鸡林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曾在初创的京城（今韩国首都首尔）帝国大学图书馆工作。民国十九年、二十年（1930，1931）曾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中日韩字音沿革比较研究”课。与魏建功相交善，与鲁迅、胡适等中国学者、文人有交往。后客居沈阳，刊印古籍史料。民国二十三年（1934）辑校铅印出版了《姜园丛书五种七卷》，收五种朝鲜各时期人著作①。
关于“歌本吃螃蟹”，我国著名现代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以“二酉”署名，发表《“螃蟹段”满汉兼子弟书跋》一文，刊载于1947年9月26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俗文学》第13期，对此进行了考证和研究②，全文如下：
    《“螃蟹段”满汉兼子弟书》一卷，未题撰人，福克司(Fucks)博士藏。子弟书为俗文学中鼓词中之一体，文词渊雅，音节沈穆，乃清代中叶以降旧京流行歌曲，擅长者以满人多。到鼎革后，竟成绝响矣。此本体裁，系用满汉文字，贯串造句，开卷八句曰冒头，曰诗篇，以下始为正书。凡二百五十四句，用发花辙，皆叶通俗京韵。事衍一屯居之满洲青年夫妇，移居城市。一日，夫市蟹归，二人皆不识何物。会蟹逸，妇捉为所钳，彼此惊吓。既煮熟，复不知食法，妇怨其夫，因而勃谿。婢女邀邻妇解劝，并告物名，教以食法而罢。书中词语滑稽，耹之解颐。所叙当时习俗，也颇有观风知古之资焉。子弟书以钞本者流传最多，此为道光间旧京打磨厂文萃堂书肆所刻，至足珍也。辛巳仲冬，二酉识。
    郑先生的这篇文章，不见《劫中得书记》、《西谛书目》、《西谛书跋》等书收载，却是我国文献学者最早介绍“满汉兼子弟书螃蟹段”现存清代早期刻本的文章，比较全面、科学。“满汉歌本吃螃蟹”的研究，至今对中国俗文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对满族文学和满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以上是目前整理出的大连图书馆满铁资料中满语、满学图书的概况，希望对这一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有所帮助。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辽宁省档案馆何荣伟研究员和大连图书馆王小川老师的帮助和指导，谨致谢忱。）

fishcrystal

挺好，有空能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