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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清太宗对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事务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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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5 20:25:5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 圣

在大多数人的传统印象中,历代清帝一贯秉承“兴黄教以利蒙古”这条传统方针,对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界代表人物极尽笼络与荣宠,然而这种停留在表象上的印象,往往会使人不自觉地忽视掉那些经常被清代喇嘛群体刻意回避掉的史事,而只有回归到未经后人修改的原始档案上,我们才会认识到清室与喇嘛们的关系,远不是他们双方刻意要向世人表现出的那样情投意合、两无猜忌。
具体而言,首先,并不是每一代清朝皇帝都对藏传佛教怀有真挚的热忱,譬如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对藏传佛教的真实态度就格外冷漠;其次,不是所有的蒙古佛教领袖都会得到皇帝们的友善对待,并且,谁能受到皇帝的礼遇,往往并不取决于这些高僧所信仰和宣传的教义本身,而是取决于他们对清朝在蒙古地区新建的统治秩序的认同程度,这与那些虔诚依止三宝的蒙古诸汗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之前的许多清前史研究者们对于这种现象想必并不会感到陌生,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那些能够反映统治者真实意图的史料,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或许是《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以下简称“内国史院档”)当中“崇德三年戊寅岁十二月档”中的这一条:

二十九日。以喇嘛等不遵戒律,上遣察汉喇嘛、戴青囊苏、理藩院参政尼堪、一等内侍卫俄博特、沙济达喇等谕席勒图绰尔济曰:“朕闻尔等众喇嘛,不遵喇嘛戒律,肆意妄行等语。朕蒙天佑,为大国之主,治理国政。今其不遵戒律,任意妄行者,朕若不惩治,谁则治之?凡人请喇嘛诵经者,必率众喇嘛同往,不许一二人私行,且尔等众喇嘛不出征行猎,除徒弟外,他人何用?”喇嘛等曰:“然,多余之人,俱当遣还。”察汉喇嘛、戴青囊苏、理藩院参政尼堪、一等内侍卫俄博特、沙济达喇等以喇嘛之言具奏,上曰:“喇嘛处闲人虽多,然须于其中择能随征行猎有用壮丁,方可取之,否则,取之何用?乃止。于是,内济托音喇嘛及诸无行喇嘛等所私自收集徒弟、汉人、朝鲜人等,俱断出携回,给还本主,给予妻室。以土谢图亲王下喇嘛一名、扎鲁特部落青巴图鲁下喇嘛一名,不遵喇嘛戒律,肆行妄为,令之娶妻,其又不从,阉之。[①]

而随着《清内秘书院蒙文档案汇编》(以下简称“内秘书院档”)的公开出版,我们开始注意到这样的整治行动在即崇德三年八月(即上述史料所记之事的前四个月)即已展开,这是前人未能注意到的一点。《内秘书院档》当中,关于清太宗整治佛教界的档案,出现在该书第一辑的第244-245页,编号为0028-0029,现谨将原文以及笔者个人的译文分列如下:


档案原文鲍培氏蒙古文拉丁转写:

    ……
  (1)lam-a bandi-nar-icuGlaGulju Ober-e qol-a saGulG-a. ekener kUmUn-U
(2)bUU yabuGul. tejigejU UlU cidaqu wangnoyad-un GadaG-a-tu lam-a bandi-nar
(3)kiged baG-a tayiji-nar aca doroGsi alibasayid-un Gadan-a saGuGsan
(1)lam-a bandi-nar bUgUde-yi sirgetUcorji-yin dorgede kUrgejU ong.
(2)nom ungsiGulqu kUmUn bOgesU sirgetUcorji-aca asqaju, olan lam-a-nar-i
(3)cuG-iyar abqu odoGad. tObed kiged, kitadulus-un yosoGar ObOr-e
(4)saGulGaju cai cab UgejU nomungsiGul,yaGum-a UgegUy-e gekUle ejen-U dur-a-bar
(5)boltuGai emes-Un Ugen-dUr oroju. lam-abandi-nar-i samaGu yabuGulbasu,
(6)yeke jasaG-iyar bolqu. bas-aUnggereGsed-Un tolada buyan bUU beri,     
(7)yodar bUU qadGu obuG-a bUU bosq-a gekesenUge, uridu jasaG-un
(8)biciG-dUr bui.
(9)degedU erdem-tU yin Gurbadugar on.namur-un dumdadu sara-yin arban tabun-a.
      
(注:括号里的数字表示原件的行数。该段文书中,本文所译二页之前尚有一页,计八行,则此处第(1)行实为原档之第(9)行。)


笔者汉文译文:

……
召众喇嘛班第,分地派驻,且禁俗妇游离其间;凡无力供养喇嘛班第众僧之王公,及小台吉[②]以下一切僚属,其于府外供养之僧众,今俱从速遣至锡埒图绰尔济座下;倘有迎僧唪经之人,切先报呈锡埒图绰尔济,以令诸喇嘛结群并至,仿蕃汉例,分而驻之,供予茶饭,请其诵经。如愿布施,准照施主自行随喜;若有喇嘛班第信从俗妇之言,并滥行苟且,辄依律[③]法办,严加惩处;另有为死者擅烧冥福、立哭丧棒及垒筑茔冢等事,亦勿得妄为之。前文所谕者,明见之于往昔律例,今皆历历俱在也。
崇德三年仲秋十五。

如若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件的话,这本不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按照《内国史院档》的记录,在崇德三年的八月里,与佛教事务有关的头等大事,显然是盛京莲花净土实胜寺的落成,这远比“禁止烧香烧纸”一类的琐事更加重要。盛京实胜寺供奉的大黑天金像,由元代帝师八思巴化缘所铸,自元世祖忽必烈起即被元廷历代大汗视为镇国之宝,当大蒙古国的国政中断于北元末代雄主林丹呼图克图汗之手时,囊囊太后和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按照身边喇嘛们的建议,将此黄金佛像连同传说中的所谓“传国玉玺”一同献予彻辰汗皇太极。因此,为供奉大黑天金像而敕建的盛京实胜寺(后世俗称为“皇寺”)的落成典礼,无论对于刚刚纳入到清帝国统治秩序下的蒙古诸部,还是对于极力寻求在精神层面控制蒙古民族的清朝统治者,均有着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然而,就是在清廷高层隆重举办实胜寺落成大典的八月里,已经被蒙古诸部共同上表拥戴的宽温仁圣皇帝博格多彻辰汗发出了前文那道对蒙古僧众不甚“友善”的上谕,在蒙古喇嘛面前示现出另一副绝不会在实胜寺落成大典上示现的忿怒之相,这也使得人们对博格多彻辰汗与蒙古宗教界之间的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更加深刻和立体的认识。
回归到这份档案的纸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该上谕提及如下几点事项:首先,博格多彻辰汗交待了其发布此项谕令的起因:他对蒙古僧俗两界混居的现状非常不满。随后,博格多彻辰汗提了诸项要求,其中的要点有三条:一,在蒙古地区,僧人必须与俗人(尤其是蒙古王公贵族)远距离分地居住,依清规戒律行事,不得与俗界联系过密;二,僧人不得组织那些不如法的民俗活动;三,对于那些无力或无权得到王公布施、并居住在外、不受蒙古王公直接控制的僧人,全部纳入到锡埒图绰尔济的门下。
那么,此道诏谕的题中之义到底是什么?解题的突破口,或许就在于本文中有关于锡埒图绰尔济的内容。此锡埒图绰尔济,即为当时权倾朝野的锡埒图库伦的札萨克达喇嘛,三世达赖喇嘛的血亲阿升满珠锡里喇嘛之弟锡埒图绰尔济达尔罕囊苏喇嘛。阿升喇嘛之前即为土默特、巴林至喀喇沁一带众望所归的怙主,入金之后又对朝廷恭顺有加,因此在蒙古宗教界当中,他的派系是爱新国所重点扶植的势力。当时,所有需要佛教领袖出席的重要仪式上,锡埒图绰尔济无论是纳贡还是接受封赏,其班次都是排在第一位,其地位之显赫,由此可见一斑。之后,锡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成为有清一代漠南蒙古地区里唯一的喇嘛旗,并作为东蒙古地区最重要的藏传佛教中心,以“小库伦”这一俗称,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大库伦”一南一北地遥相呼应。由此可想而知,博格多彻辰汗打着整顿佛教戒律的大旗,把数量不少的喇嘛都交到锡埒图绰尔济手里,谁是被削弱的对象,可能没法不言而喻,但由此扩充了谁的势力,这却是一目了然的。
这个诏谕发布四个月之后,本文开头自《内国史院档》援引的那份满文档案,又记录了博格多彻辰汗对锡埒图绰尔济的斥责,其内容与前文笔者所译蒙古文档案大体一致,无非无视戒律、肆意妄行(重点提到了“私自外出”一事,而这本在四月前就已经严令禁止过)等语,最后命令退还除徒弟之外的闲杂人等。然而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却不过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而已,其政策不但又放宽成了“退还除了‘随征行猎有用壮丁’之外的闲人”,且这段档案丝毫未提及该事件对锡埒图绰尔济本人有何影响,反倒提到了这些规定殃及了“内济托音喇嘛及诸无行喇嘛”。乌云毕力格教授于其《关于内济托音喇嘛的顺治朝满文题本》中对此事件有过详尽的论述,按乌教授的介绍,内济托音喇嘛作为早先由十鄂托克科尔沁皈依供养、声震整个山阳蒙古地区的大德善知识,经此一变后逐渐开始一蹶不振,最终潦倒荒野,结束了凄凉至极的余生。
至于内济托音喇嘛及其弟子如何“无行”,乌教授所利用的理藩院满文题本和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均未提及,估计大概是“不守清规戒律”一类的蒙古藏传佛教界普遍存在的顽症痼疾,然而博格多彻辰汗也同时申斥过锡埒图绰尔济的品行问题,但后者却能安然无恙,看来这于戒律本身根本无关。那么,内济托音喇嘛到底踩到了哪根“高压线”上了呢?
据内济托音喇嘛的个人传记《如意宝数珠》记载,内济托音曾婉拒过为生病的顺治皇帝灌顶讲经,然后萨迦诺门罕从中播弄是非,中伤内济托音喇嘛在蒙古视己为佛,为弟子徒众取佛陀之名,为下贱人等传授秘法等[④]。乌教授认为顺治朝题本提到的“不端之处”指的就是这个。当然,这里记载的已经是顺治朝的事,崇德朝档案出现的“无行”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自然无法在顺治朝的史事上得到解决,然而内济托音喇嘛到底哪里“无行”,这个问题放在此处已经不重要了——已被博格多彻辰汗“收拾修理”过一次的内济托音,尚且胆敢桀骜不驯地拒绝世祖皇帝的圣旨,其对博格多彻辰汗的抵牾程度,自然可想而知。
因此,这样的喇嘛,所谓“无行”是虚,或者说,那些所谓的“无行”更像是博格多彻辰汗翻云覆雨借题发挥,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博格多彻辰汗真正要整治的,表面上看是那些不守清规戒律的喇嘛,实际上要“敲打”的,一来是那些不服从清朝皇权、在皇帝征服蒙古高原全境的战线上充当“绊脚石”的“硬骨头”,二来是那些与蒙古贵胄比邻而居、交游甚欢、志同道合、不分彼此的精神领袖们,也许在博格多彻辰汗心目当中,这些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试图寻找下一个胸怀大志的“库图克图彻辰鸿台吉”和“转金轮阿勒坦汗”,并在“檀越-福田”这一胆敢与世俗君主平起平坐的“师徒关系”中,忘乎所以地力行所谓“政教二道”这一佛教理想。
当时蒙古高原上的政治局势显然会使博格多彻辰汗分外警惕喇嘛们的这种执念,尤其是漠北的喀尔喀蒙古诸部贵族,此时依然在顶着三世达赖喇嘛等宗教领袖赠予的汗号与清朝分庭抗礼,即使他们的军事实力早已不占优势,来自拉萨的背书依旧使他们成为民心所向的一方。可见,对博格多彻辰汗来说,这种政教联盟所带来的麻烦自然是越少越好,尤其是不要祸起萧墙。因此,与内济托音喇嘛这样能量巨大的宗教领袖相比,那些真正“无行”的小角色其实不过是彻辰汗千秋擘画下的一个陪衬,至于像锡埒图绰尔济喇嘛那样的恃宠而骄的宗教领袖,即使被国法抓到了某些把柄,只要一如既往地向清廷表态效忠,让清廷相信他们不是“麻烦制造者”,风头一过依然可以高枕无忧。
本文之所以敢如此立论,就在于此上谕发出四个月之后,内济托音喇嘛确实是被彻辰汗以“整顿戒律”为名开了刀。乌云毕力格教授在其著作中写道:“内齐托音喇嘛宗教事业的荒废,是锡埒图库伦旗上层喇嘛和清廷相勾结的结果。其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内齐托音喇嘛与班第达诺门汗的个人恩怨,而是与当时清廷对内蒙古佛教政策有关”,这个观点,确实能够在《内秘书院档》和《内国史院档》等满蒙文种的历史档案里得到证明。而且,在这些彻辰汗想要碾碎的“硬骨头”里面,内济托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按照《清太宗实录》记载,早在崇德元年八月,不向年仅十多岁的固伦公主起身行礼的衮定顾实喇嘛,就先被礼部判处死刑,后被太宗皇帝免死,发配予果莽喇嘛,而与他同罪的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额驸却毫发无损;与之类似,本文开头引用的《内国史院档》里的那份档案,其结尾记载:“以土谢图亲王下一喇嘛、扎鲁特部落青巴图鲁下一喇嘛,不遵戒律,令之娶妻又不从,阉之。”可见,这些喇嘛被朝廷毫不犹豫地施加重刑的最主要原因,恰恰就在于对清廷的“不从”,甚至,内济托音喇嘛如若不是已经拥有巨大的声望和影响力的话,他得罪两代清朝皇帝的下场,恐怕就不是抱病身亡这么简单了。
至于博格多彻辰汗内心深处对佛教的最真实的态度是什么,这个在本档案中没有明显的流露,然后在这一诏谕中排在最末尾、也最不引人注意的有关于治丧规定的内容,使我们将注意力引向《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两则与之相关的史料:太宗皇帝早在天聪六年十二月及天聪十年三月,曾两次直言不讳地对喇嘛予以怒斥和痛辱,譬如在其第二次动怒时曾如此攻讦道:“喇嘛等口作讹言、假以供佛持戒为名潜肆邪淫、贪图财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财帛、牲畜,诡称使人免罪于幽冥,其诞妄为尤甚!喇嘛等不过身在世间造作罪孽、欺诳无知之人耳。至于冥司,孰念彼之情面遂免其罪孽乎?今之喇嘛当称为妄人,不宜称为喇嘛。乃蒙古等深信喇嘛,糜费财物、忏悔罪过,欲求冥魂超生福地,是以有悬转轮、结布幡之事,甚属愚谬。嗣后俱宜禁止。”[⑤]如此猛烈凌厉的火力,如此尖酸刻薄的措辞,让人很难想象,著名的“盛京四塔”和城郊始建于辽代的无垢含光舍利塔,这些驰名中外的辽东古刹,竟然是这个人下令修建的。
以上这两次动怒发生在天聪朝。进入崇德朝时期的太宗皇帝,在按照蒙古政治传统接受了蒙古贵族集体上表的“博格多彻辰汗”这一汗号之后,于身份上已经是八旗兵民和外藩蒙古诸盟旗的共主,论常理来讲,他很难再次公开表述这样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的攻击性言论,然而藏传佛教恢弘华丽的仪轨却仍旧无法撼动他的精神世界,这一年他在南征明朝前告祭堂子的行为即是明证。因此,博格多彻辰汗早年对佛教的憎恶之情,很可能在崇德朝时期依然未能得以消弭,面对欲与蒙古地区世俗的“转轮王”们建立“檀越-福田”关系、并以“国师”之名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喇嘛们,博格多彻辰汗随时都会下手,将任何越界的动作扼杀于萌芽状态。


[①]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405页。下同。由于该档案译编并未给出满文原文,故而本文只能援引前人所作的汉文译文。
[②]“小台吉”,原文为baG-a tayiji,笔者不知在清初时以何种标准汉译见诸于世,故暂先直译。
[③]  该“律”原文为yeke jasaG,不知其之所指者何,可能即为皇太极自天聪年间起陆续向蒙古各札萨克旗颁布的各项法律,所谓“《盛京定例》”,特指崇德元年颁布的《奸盗法律》。
[④]转引自乌云毕力格:《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343页。
[⑤]清太宗实录6卷28,天聪十年三月庚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6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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